红色之旅二——遵义之旅

红色旅游在同一天，上午息烽，下午遵义。

浙大西迁，也迁到此地。艰苦的环境里，在校长竺可桢麾下，一流科学家认真地做着科学研究。有的学者自美国回归，征尘未洗，就直奔遵义分校而去。驰告我，就是因为一流物理学家王淦昌在这里从事研究，日本对这里大轰炸了数次，当年高科技对战争的影响大家都十分清楚。德国美国的核物理研究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这个喜欢物理的孩子，读了不少科技史和科学家传记。回来后看CCTV10科技频道，看到李约瑟，看到浙大的文人西征，李约瑟是生物学家，以英国大使馆官员身份驾车到遵义看望浙大学者，和农学院学者交流甚欢，李赞扬中国学者利用山区自然环境作研究，并为贵州农民、为促进贵州农业发展所做的贡献。当年农学院竟然在贵州成为浙大最活跃的学院。

遵义是北部山区，没有贵阳安顺那么凉爽。不过碰上阵雨，感受到俗语中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景象，早上息烽还是清空万里，下午遵义大雨倾盆，而参观完后的傍晚，又是烈日炎炎了。

遵义城不大，我们的车就停在会址前——老城子尹路。这里原为黔军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建于30年代初。幽静漂亮。有主楼主楼有跨院。主楼中西合璧，临街有八间铺面，铺面居中有一小牌楼，现在就是会址大门，檐下悬挂着毛泽东64年11月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六字黑漆金匾。此乃毛泽东为全国革命纪念地唯一的题字。铺面连接主楼与跨院间有一青砖牌坊。导游去找讲解员，我们就下车雨中附近瞎逛。

其实遵义是古城。雨中看古城，十分清新漂亮。街头建筑很有特点，青瓦白墙，饰以简洁的线条。整齐错落清爽，不似贵阳的杂乱。邓小平80年代来视察，鼓励遵义发展民族特色产品，包括那个“鸡蛋糕”，街对过的“老谢氏鸡蛋糕”店建筑也很有意思。小包装的鸡蛋糕可以称，也可以单卖，5毛一个。

进门后见遵义会议会址主楼和跨院。主楼坐北朝南，砖木，一楼一底，青瓦顶。楼层有走廊，可以凭眺四围苍翠挺拔的群山，会址主楼上下的门窗框板粟色，镶嵌彩色玻璃。跨院纯木结构，仍漆板粟色。

又是展览讲解说明陈列，雷似。

1935年1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司令部与一局（负责作点）即驻在这幢楼房里。现在会址主楼的房间逐步复原了会议室、军委总参谋部办公室、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室、红军总司令朱德与军委直属队指导员康克清的办公室兼住室以及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办公室兼住室、军委总部参谋人员和工作人员的住室等。屋内陈设和各地故居会址之类都差不多。开始毛连政治局常委也不是，所以没有看到他的住室。

　　遵义会议会议室在楼上，原为房主的小客厅。军委总司令办公室（作战室）在遵义会议会议室正对的楼下，壁上一幅巨大的云、贵、川三省接壤地区的军用地图。当年，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等经常在这里运筹帷幄，部署红军如何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说起来长征号称北上抗日，实是红军的一次胜利大逃亡，这是那年毕业到我校教书的一位政治系党史研究生说的，这位党史研究生思想十分前卫开放。后来他又去人大念党史博士，回来后进入市委工作。他还说，抗日还挽救了共产党，不然早被蒋彻底灭了。当年刘少奇、李卓然、彭德怀、杨尚昆从外地赶来参加遵义会议，在会址楼下的房间用木板临时搭铺歇宿，也按原状陈列。1985年初，杨尚昆李伯钊旧地重游，杨兴奋地在门板床铺上坐着照像。　当年军委总司令部作战局长彭雪枫办公室兼住室、参谋孔石泉、罗舜初、黄鹄显、曾美等住室，也一一复原。因读过一些传记回忆录，很是亲切。 

本来不关心政治，考试时背过遵义会议，只晓得它确立了毛在党内的地位，具体背景糊里糊涂。现在明白了。这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两天，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原来是共产国际纸上谈兵领导——荒唐）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重要的扩大会议（毛泽东是扩大的参加者）。背景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肯定的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会议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极其危急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共产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１９３４年１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变本加厉，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迫使红军开始长征。长征初期，冒险主义变成逃跑主义，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行动，行军速度缓慢，使敌方有空调集兵力围追堵截，红军突围中损失惨重。为了摆脱追军，毛建议红军改向敌力薄的贵州挺进。35年１月７日，红军攻克遵义。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后）、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陈云、朱德、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凯丰（何克全）、邓发；扩大参加者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李富春、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出席会议的还有《红星报》主编邓小平（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

我才觉得后人的描述很有意思，比我们当年学党史有趣多了。

会议由博古主持，他首先作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失败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敌强大，二是根据地政府民众对战争支持不够。周恩来作副报告，主动承担了一些（注意“一些”）责任。接着，围绕着失败展开讨论。毛作长篇发言，集中讲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批判“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说：如果说敌人力量强大，为什么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取胜了?并举了事实说明根据地政府民众对反“围剿”的支持。王稼祥发言同意毛，并表示赞成由毛领导红军。张闻天发言同意毛、王意见，并强调：在目前险恶形势下，只有毛出来才能破敌之围追堵截。周发言明确提出撤换博古职务，建议毛出来领导。李富春、聂荣臻、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发言支持毛意见，赞成王、张、周建议，博古不承认自己错误。李德为自己辩解、拒绝批评——热闹，别说那时还真民主。毛为何后来那么霸道？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李德、博古、周恩来3人，而李德、博古负主要责任。会议主要作出四项决定：1．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2、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不久，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随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又称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 

　　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于2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2月16日中央油印印发了这个决议。就是后来著名的“遵义会议决议”。 《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明确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我们的战略战术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而以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违背了我军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使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 

　　《决议》指出，突围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 

《决议》指出，在领导作风上，“华夫（李德）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评纠正、反而支持。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创建新的根据。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央领导，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是党历史上一个生死转折点。会议也是中共第一次独立解决自己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是中共从幼年走上成熟的标志。

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这回算是认真学习了一回党史。   

资料：

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毛泽东(1893年—1976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朱德(1886年—1976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

陈云(1905年—1995年)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周恩来(1898年—1976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张闻天(1900年—1976年)又名洛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

秦邦宪(1907年—1946年)又名博古，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稼祥(1906年—197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发(1906年—1946年)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1898年—1969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长征开始时为红八军团中央代表，黎平会议后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何克全(1906年—1955年)又名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员

刘伯承(1892年—1986年)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

李富春(1900—1975年)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彪(1907年—1971年)红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1899年—1992年)红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1898年—1974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1907年—1998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1899年—1989年)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邓小平(1904年—1997年)中央秘书长

李德(1901年—1974年)原名奥托·布劳恩，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伍修权(1908年—1997年)翻译

知道后来那些声名赫赫的大人物当年的梁山座次了。

遵义有一座红军烈士墓，高高台阶上去，极庄严气派，有点中山陵风格。纪念碑上的雕塑风格也是古朴硬实。归程中，和驰冒炎日登数百级台阶上去。在遵义真的感受到了炎热。似乎离四川近了，离火炉也近了。

晚餐时开遵义会议，决定改变形程，明日不去红色旅游娄山关了，改漂流。

逛遵义夜市，沿中华南路凤凰路转到凤凰山公园，遵义夜晚比较节能，点灯少，比较黑暗，尽管据说这里水电资源极丰富。比之贵阳，这里还是更像一个县城。因为第二天要漂流，夜市小摊上买了拖鞋。

    遵义的天气还是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