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琎教授父子

       和喜欢董倩主持的和学者交谈的面对面节目一样，非常喜欢上海电视台的“纪实频道”，那历史的厚重，知识的积淀，感觉是一次次心灵的享受。

这些节目有时会带给我那久远模糊的回忆，童年的回忆。

我的孩提时代是在大学的校园里度过的。虽然当年很多著名教授，如苏步青等都因五十年代院系调整离开了，但是还留下了一些数理大家、文史大家，平静地生活在校园边的小楼里。时不时会在餐桌边听到俺爹说起这些名字，完全懵懂。

今天纪实频道讲的是杨杏佛和科学社，我一边干别的一边有一搭无一搭地“听”电视。忽然，一个名字传到耳中：王琎，王季良（王琎字季良）。文革的记忆忽然因了这个名字浮现了……

那时太小，小学低年级，上学路上会经过那一幢幢教授小楼。在某个小楼里住着一位化学家，父亲说，是王琎，中国高校化学教育的鼻祖。化学家的夫人是一位高鼻深目的洋人，外语系的英语老师，文革中我们孩子都称她为“苏联婆”。这两口子平静微笑地面对这突然到来的文化大革命。每天上午那化学家穿着团花丝绸的袍子在一楼阳台前晒太阳，和路过的上学的孩子微笑地打着招呼。据说北京打过招呼，这老爷子就是不能动，要保护。他家的猫也每天喝着人喝的牛奶。

记忆中邻居的叔叔阿姨议论说，大学生还听得进话，懂点事，而中学生还是孩子，乱砸乱打，真是太让人担忧。比如这个王琎，还有几个名教授，因为总理打了招呼，大学生果真就没有去动。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灵隐寺。中学生们疯狂地冲过去砸，大学生就成排成排站在山门前保护，当时据说是惊心动魄，终于这千年古刹（几毁几建）在十年动乱中毫发无损，奇迹。

话说回来。王教授受到保护。而他的外国妻子就没有这么好运了。我看到外语系的大学生们把尖顶高帽子戴在她头上，把写着特务还有什么头衔的牌子挂在她脖子上，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孩子们间或叫几声“苏联婆”，那外国女人听到，竟然回过头来对我们微笑，用洋腔中国话说：“我是中国人哪！”，这句话，几十年来，竟牢牢地刻在我脑子里了。几天后在外语系的大字报中，看到这个外国老师是“德国籍犹太人”，一直没忘。后来回忆此事，俺爹说，大字报有误，她是王琎在美国娶的白俄。

某天，一个发小跑来告我，那苏联婆家的老地主（我们把穿团花丝绵长袍的王琎认作是电影里看到的那种地主，因只有地主如此穿着）竟然说他过去曾和毛主席周总理在一起谈话过，而且谈了很长时间。怎么会？老地主造谣吧。我不信，说好第二天去证实并和老地主争辩。次日阳光很好，两小女孩雄赳赳去了，见那老地主正笑眯眯面对院子坐阳台上和我们打招呼呢，问，为何瞎说见到过毛主席？答，真的，在北京，我坐着，边上是毛、周，毛主席左边，周总理右边（此时刘少奇已打到，他不说了）。我们大怒，喝，还主席总理在边上！可他一点也不吃惊，继续沉在自己的回忆中……

我们甚是无趣地回来，我还问过俺爹此事，记得爹答，完全可能。更是不懂啦。后来上了高中，大了，知道教授是庚子赔款录取的留美学童，学化工（所以父亲说来如数家珍）。在美与赵元任、竺可桢等成立中国科学社，民国初就学成归国。方知教授和我们孩子说的全是真事情。

虽然受到保护，可王教授竟然不久就死于非命，死于一个农大学生的贪财之念。那学生出身农家,这天穿着白大褂混充大夫（医生常常会来看看这位受保护的教授，文革如火如荼居然也没中断），在床前用小刀刺死了教授，残忍之极。为的是撸下教授腕上的洋表和抽屉里的几百块现金！记得这事震惊了全校。当时破案颇费周折。俺娘大夫，对当时马上清洗血迹的同事不满，认为应该保护现场，以便破案。

这时，那个外教妻子还关在学校的“牛棚”(关押隔离受审人员的地方)里。后来，那妻子患了癌症，变得极瘦，死得极为凄惨。我至今记得她的微笑，和那句“我是中国人”。

资料：

王琎致力研究中国化学史，擅长经典微量分析。用古钱分析研究中国古代冶金史，解决五铢钱和　的化学成份、中国用锌的起源与进化，以及铅、锡和锌之间关系问题的争议，成为中国化学史和分析化学的开拓者之一。撰写与翻译大量中国化学史论文、国外科学史资料、分析化学教科书和科学家传记。从事化学科研和教育数十年，讲授分析化学、矿物学和化学史，培养大批化学科技人才。

王琎是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浙江省政协二、三届副主席，九三学社杭州分社副主任委员，中国化学会浙江分会理事长。1966年12月卒，终年79岁。主要著作有《五铢钱的化学成份》、《古代应用铅锌锡考》、《中国古代金属化学》、《丹金术》等。

记得俺爹离休后一直在讲课，讲了10年，到70多岁，因为这门《中国化学史》那些毕业于理工科的大学生研究生文史基础不好，不会上。爹对他大学时的这位祖师爷十分敬重。

    俺爹读书时，教授是他的系主任。后来爹书没念完，上山打游击去了。

 王（父）教授的儿子文革前就是Z大教师，教机械工程，也是著名教授（当然不是混血。教授（父）前妻早逝），王（子）教授乐呵呵的，平易近人，面善。是人大副主任什么的。据说开会从不坐小车， 只是公交或自行车；房子也不搬，虽贵为副省高干，却过着极平民的日子。后来我当人大代表，看他笑眯眯地坐在主席台上。看名单，啊哈，居然是我们代表团的。不过讨论不在一个小组，无缘认识。

现在电视里，那儿子微笑地谈自己的父亲，脸色开朗淡定，想起来，我居然没有见到过不笑的王教授（子），大会、代表团会议，发言、和别人谈话……，都是笑眯眯的。这是一种气质，一种境界。